今年以来，我国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按下快进键，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。按照相关方案，2020年年底，要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。

 

小爱表示，以垃圾分类引领的“绿色革命”转型已在路上，但仍存在收运设施不足等多个短板。应在全面推开垃圾收费基础上加快价费机制改革，缓解财政压力的同时，借助经济激励机制促进垃圾分类减量目标的实现。

01生活垃圾分类大提速

在顶层设计以及地方实践的推动下，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大提速，多地紧锣密鼓立法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治理。

2019年，上海市将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区域全覆盖，力争70%居住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现达标创建。2月16日，宁波市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《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》，也成为了国内较早对生活垃圾分类立法的城市。

 

2月21日，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召开，确定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，到2020年底，46个重点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。

“垃圾分类不仅关乎环境改善和资源化利用等生态文明建设，也与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等软文化能力息息相关。近年来，顶层设计不断推进，今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，推进力度非常大。”E20研究院执行院长薛涛表示。

02基础设施不完备等多个短板

不容忽视的是，我国垃圾分类治理还存在不少短板和难点，覆盖范围有限、基础设施不完备、收费机制不成熟。

中国的居住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垃圾分类治理。调研中发现，国外多以相对独立的居住房屋为主，垃圾分类和垃圾收费可以更好地结合起来。日本不管是独立房屋还是公寓楼垃圾分类普遍做得较好。我国多采用楼房、公寓的集中居住模式，执法监管难度大，居民参与度也不高。垃圾分类必须要和民众的参与同步。

 

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盘和林表示，与国外相比，我们还缺乏完善、细致的公共制度设计，一方面没有规定居民垃圾分类的强制性法律义务，另一方面监管部门的权利与义务也不够明晰。差别化垃圾收费机制也有待完善。

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与垃圾收费制度的成功推广存在密切关系，在完善的居民生活垃圾收费制度的推动下，很多国家的垃圾分类收集已发展为成熟的全民行为。对垃圾分类实行收费制度，目的不在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，而在于通过垃圾收费培养市民污染者付费意识，借助经济手段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目标的实现。

 

据不完全统计，我国目前已有300多个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。各地也陆续颁布了一些与垃圾收费相关的地方性法规，但目前还没有一部统一规定垃圾处理收费的法律法规，收费制度仍处于起步阶段。

03因地制宜开展生活垃圾分类

小爱认为，生活垃圾分类是一个系统工程，涉及投放、收集、运输、处理、再利用各个层面，涉及地方住建、城管、市容、环保、交通、国土等多个行政管理部门。只有所有环节统一管理、协同配合、有效联动，才能形成一个闭合的垃圾分类处理管理链，真正实现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利用。

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表示，建议因地制宜地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；要落实、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收集、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的“两网融合”；以“污染者付费”为原则，政府、企业、居民共同分摊生活垃圾处理全成本；制定完善的政策确保生活垃圾分类、收费工作的全面开展。

 

垃圾分类需要大量投入，比如，单独收运的设施、处理湿垃圾的工厂等，这对政府的财政投入和决心也是一大考验。在垃圾分类基础上，加快推进垃圾收费，一方面是为了缓解财政支出压力，另一方面也可以鼓励分类较好的单位和家庭少交费，实现“胡萝卜加大棒”的激励效应。

目前，从收缴情况看，环卫部门上门征收的收缴率很低，绝大部分城市的收缴低于五成，乌鲁木齐的收缴情况不足三成，北京市的收缴率未超过五成，广州收缴率较高，但也未超过70%。加上垃圾处理费用标准较低，即使按现行的征收标准足额征收，所收缴的垃圾处理费也仅能补偿垃圾处理运营成本的40%左右，价费机制改革迫在眉睫。

 

用经济手段来调控垃圾分类，并不意味着单纯使用简单的补贴或者收费机制，而是将垃圾分类的成本与收益嵌入到整个社会生产与运行之中。比如，“生产”垃圾者要从每个环节开始分摊成本，而资源化利用生活垃圾者则更多从全链条上分享利润。